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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版走在村里的路上，一辆车迎面开来，车里的人探出头向他打招呼。车驶过后，他轻声说道：“那人是个放高利贷的。”
他早就对那些人把丑话说在前面了，“如果你敢借给我侄子，我一分钱不还你们”。
侄子们一天到晚在外面出车，两三天难得见一次面，但只要碰到一起，他就会问起每人的业务量。“3天只做1000多元？”他对贺背的成绩很不满意，“上周还跑了7000块呢。”他怀疑侄子们又去聚餐了，“耽误时间”，他嘟囔着。几周前3人就曾先斩后奏，过生日喝酒去了。
他每天查岗，在微信里看侄子们有没有回话。如果没有，就直接打电话。他订下规矩，看见他的未接来电，必须马上回复。贺熊曾因回复不及时被他愤而拉黑。
有一次，贺熊的同学来找他玩。他就没有出车，约上贺背，几个人把手机一关，去宾馆打了一天牌。晚上回餐馆，贺军将他们拦在门外痛骂：“如果你们这么瞎混，全部滚出去。”原来，他通过车载卫星定位系统查到侄子们的位置。“定在那里没动过，肯定在赌博。”
他不想侄子们走他的老路，“在这里的年轻人很容易沾上赌博。从打小牌开始，输了钱，旁边马上有人借你高利贷”。
实际上，他们只算远亲。在攸县农村“贺家组”的56户人里，低一辈的贺姓男丁都是他侄子。“不单单开滴滴他才管我，他就等于我们亲叔一样，全部要管，包括与老婆吵架。”贺熊说。
角色转换
贺军与他的第一个乘客相处并不愉快。
那是2015年5月，他刚开滴滴快车，从大望村接上一个女人，结果遇上了堵车。那人一直骂个不停，他很快就受不了。他半途放下乘客，并按照13元的快车起步价塞去15块，“你不用找了，反正我不拉你了”。
他掉头就回家睡觉去了。后来他在司机群里抱怨，别人告诉他，这种遭遇挺正常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作为回报，他获得了一个“一星”的最低评价。
当他跑到一百多单的时候，他又遇到一桩堵心事。事由是他不对，那天他与侄子刚好都有接机预约单，他想早些回家，便私下和侄子调换了。把客人送到 3个不同的地方后，最后下车的那个自称从事互联网行业的女人指出他人车不符，拒绝付款。车费是280元，他赔了女人300块钱。
“300块对我没什么，但我刚刚做滴滴，不想被投诉。”他回忆。
他之前哪里受过这种委屈，开餐馆遇到的客人五花八门，但有事轮不到他出面，有经理顶着。“那个女的太狡猾了。人车不符，你可以不上车，把所有人送完了，才说不付钱。”
“酸甜苦辣都尝过，把我的性格也磨掉了。”贺军感叹。
每一个滴滴司机都面临着挑战。对于曾经的出租司机来说，他们需要对抗的，是昔日的惯性。
谢学文从来是个不爱说话的人，开出租车时几乎不和乘客说话，看见有人招手，停车、开车、收钱。但现在，他必须要说了，接单后的标准用语是：“您好，我是您的专车司机。”
而当他说起话来，又是个大嗓门，瓮声瓮气的。他必须控制，用一种略显怪异的发音方式——听起来他好像在依赖鼻腔说话，才显得温柔一些。但有时乘客听不清，他就想，“完蛋了”。
最初开专车的一段时间，他的评分只有4.7，属于全公司垫底的极低评分了。他很苦恼，向舅舅抱怨，就差给乘客当孙子了。比如有乘客抱着小孩坐在 副驾，他会说：“先生，您这样坐是不行的。”那人说没事。他有点着急，但还是客客气气，“路上很多摄象头，抓到了要罚款的”。那人还是无动于衷。
“我能再说吗？我说了，他给你一个一星怎么办？”以前在出租车上，他哪需要管这些。
“你表达的是你的立场呀，你是怕扣分怕罚款，你没有站在乘客的立场。”夏正武给外甥演示正确的方法，“如果急刹车，这个小宝贝坐在前面不安全。这样乘客很愿意接受的。”
“我哪里想到那么多哟！”
“换位思考，懂不懂？换位！”
慢慢地，谢学文的评分也长上来了。“他那个人毕竟学历不高，让他说出个所以然来，他也说不出来，但是这个人是诚实肯学的，我一教呢，他还是会听我的。”夏正武说。
“你要是觉得，随便玩玩就能赚到钱，劝你不要搞。都是靠时间熬出来的。”夏正武笑了，“我们所谓的自由，不是你们所谓的自由。”
贺军的滴滴之旅在继续。这一年，他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：一个青年临登机时才发现手机忘在车上，贺军返回出发点，把手机交还他的父亲；一个面色忧 郁的香港人去皇岗关口，聊了一路自己不开心的事情，最后竟给了50块钱的小费；两个美国人完全不懂中文，靠着手机打字，最终顺利抵达……
一个离异女人一路上都在同婚介所打电话，直至到了目的地惠州，才发现她原本要去的是惠阳，他于是主动提出免费送她一程，以避免投诉。但一路上他们聊得很开心，女人确认是自己搞错了，照价全付，还说到下次去爬梧桐山，要顺道做客他的饭店。
贺军发现，他喜欢上了与乘客聊天。
从有些角度看，乘客与司机的地位似乎并不平等。乘客一旦投诉，依据汪国平专车公司的规定，司机就要接受罚款，还会影响每月返点。一位司机讲述了 某次他的两难处境，情侣在他车上，一个要调头回家，一个坚持往前开，他不知道听谁的，两个人都是他的“上帝”。他试图调和，被骂了一顿，拿到低评分。
一般预约等待限时10分钟，接机则必须无限等待。贺熊曾从下午2点等到凌晨——预约期间无法接实时单，才接到乘客电话，飞机因大雨降落于汕头，订单取消。
在所有受访者中，夏正武是唯一愿意理解这种不平等的人。“滴滴凭什么跟出租车来抢市场？服务。你凭服务赢得市场，而不是靠价位。”
他们更有礼貌。他们更友善。他们更在意你的感受。但他们不是新的人类物种，他们是你在出租车上可能遇到的同一批司机。他们都不完美——谢学文说话瓮声瓮气，贺军是个赌徒，夏正武曾为侄子出头打过人。
但这些不完美的人，尽力在提供尽可能完美的服务。
同一个屋檐下
置身大望村，你很容易忘记这里是广东。村里餐馆选择不多，湘菜馆占了绝对多数。湖南人钟爱的槟榔在每个小卖部都可以买到，贺军店里的伙计一天要嚼4包。“攸县”成了一种商标，如果说用在餐饮业尚可理解，但一家理发馆与修车厂也冠以攸县字样。
“只要你愿意，你可以在这里全天都讲攸县话。”贺军说。
如果稍微观察，你会发现大望村壮年人占了多数，老人和小孩占少数，与湖南的村庄恰恰相反，就像是互相咬合的齿轮。
很多人都会把稍大的孩子放回老家，小的带在身边。贺军16岁的大女儿在攸县读中学，9岁的小女儿则在大望村读小学。很难视她为广东人，因为她不 会说广东话，在这个村里，广东话是排在普通话与攸县话之后的第三通用语言；也很难视她为湖南人，因为她尚缺那里的生活经历，她在大望村出生长大，老家总计 只回过2个月。
无论贺军与夏正武有多少不同，至少有一点上是一致的：他们在大望村已经生活了足够长的时间，但依然对这个地方缺少归属感。
“这个村子我不喜欢也不讨厌，但我喜欢老家，永远不会改变。”贺军说，“这里的米粉虽然叫攸县米粉，但没有攸县的味道。”夏正武则肯定地说未来要回湖南，“等我孩子一上大学我就走”。
10年前的大望村，最多的是制衣厂。互联网对大望村的第一波改造是制衣厂的逐渐消失。信息透明化的力量与网购的消费习惯，杀死了欠缺竞争力的小作坊。
现在，第二波改造来了。
尽管变化仍持续发生，就目前来说，出租车司机转开专车的，还是少数派。更多人的心态是保持观望，不敢冒险。
而即便像夏正武这样的先行者，也选择每月租车，而非像贺军与其侄子那样自行购买。实际上，他每月租金要比月供还高一些。
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，如果追问下去，夏正武会忸怩地说，“因为这个新生事物，政策性的东西谁也不敢保证搞多久。如果我买个车，搞一年就搞不了了，那我折现卖掉的话，这一年白干了。租车简单，我不要操那份心”。
移动互联网早已覆盖了大望村，但如果不是加入滴滴，夏正武是属于这个网络之外的人。他早就用上智能手机了，但只使用打电话这一个功能——发短信都很少，他觉得打字费劲费时。加入滴滴后，他的手机里至少多了两个移动应用，“滴滴”是必须的，另一个是微信。
但直至现在，他对自身的互联网改造不尽如人意：他总是忘了看微信，汪国平与他达成共识，有事直接打电话；由于跟不上“抢红包”的节奏，一位滴滴 的总监在过年时不好意思地问起他，“是不是最近有情绪，怎么一个都没抢”；他自拍技术恐怕远远落后于他的车技，他的微信朋友圈只有一张自拍照片，若非被提 醒，他意识不到眼睛是闭上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