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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机版但也正是那一年，他开启了一段此后困扰他七八年的地狱之旅。他沾上了赌博。
麻将、骰盅、牌九，乃至香港的跑马，什么都赌。他的瘾越来越大，后来是去澳门赌场的贵宾厅。当然是输多胜少。开在西丽的一个餐馆，在一场麻将中 作价320万元输掉。而输得最大一次是在澳门，十几个小时里，他先是赢了260万，但竟不收手，直至输掉500万。当时他身无分文，收债人给他买了船票， 押着他回深圳。另一座酒楼因此被抵押掉了。
输钱的事情传回老家。他父亲赶至深圳，追问他到底输了多少钱。他死咬住不说。“这个钱是我自己赚的，我没从家里拿过一分钱，输了多少钱不用你们管。反正我也给过你几十万。”他对父亲说。父亲气得半死，当晚就回了老家。
至2009年时，他所借的高利贷利滚利已达300多万元，而他身上只剩一百多万元现金。他对妻子说，这些钱你拿走，我们离婚吧。讲了几次，妻子始终不愿意离开他。
债务终归是要面对的。他把所有放高利贷的人约到一起。“利息一分钱没有，本金我慢慢还。如果不同意，就一分钱不给了。”按原约定，300万的欠债每月要还45万利息，他根本还不起。他横下一条心，如果来硬的，就做一辈子的混混。
对方唯有同意。某种程度上，也得益于他市井生存的经验，借债时在借条上写明本金与利息，而非笼统一笔账，这样高额利息就不受法律保护。此时，他只剩下大望村一家店，另一家亟待装修的店因现金流断裂而变卖。
此后他用了整整4年还清这笔赌债。连续4年春节，他都没有回过攸县。“因为没有钱。我们那里讲究排场，过年要放炮。”
这些听起来惊心动魄的故事，贺军讲述的时候，语气很平静，某些情节反而缺少戏剧化。比如他说到，当他提出离婚而妻子拒不应允时，两人一滴眼泪都没掉过；输掉几百万的那些夜晚，他也没有失眠，倒头就睡。
但他还在赌。澳门去不了，就在村里赌小钱。昔日白手起家的攸县之子，沦为故乡的反面教材，一直追随他的侄子贺背也走了——他当时尚欠贺背母亲5000元。“以前总有几个人愿意跟着我，当我倒霉的时候，他们都离开了。”他说。
也许只有亲历者才能理解他的转折——真正让他决定金盆洗手的，不是一场灭顶式的大败，而是亲友乡邻的催债压力。全是小账，“你那里几千，他那里几千，我觉得很烦了，给我压力太大了。我才戒赌”。
2015年中，村子里渐渐有人开起滴滴后，贺军也加入了这股潮流。最开始是开快车，后经人引荐，进了汪国平的专车公司。赚钱在其次——他的餐饮生意大有起色，在受访的夜晚，他刚刚送了700份盒饭到会展中心——重要的是，把零散时光全部消耗掉，就不会想到赌。
“我想把我的人生改变。”贺军说。
每晚他在后厨帮忙，饭点过后没那么忙了，才开车出去。但不要以为他对自己没有标准，每次出去哪怕再晚，至少要赚到500元才回家。
为了符合专车司机的着装要求，他买了两套以前从没穿过的衬衣西裤。这种装束并不能让他看起来像个真正的绅士，也算不上舒服，“我肚子大一点，白衬衣就有点绷”。但就像变装的超人，他投入到那个崭新的角色中。车厢备有T恤和短裤，收工时他会在车上换掉。
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，他在大望村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，变得封闭而沉默。旧时生意伙伴都身家千万，他被抛在了最后面，感觉不好意思一起玩了。而攸县“的士佬”呢，他们并不在一个圈子里。
现在，他似乎完全融入到新朋友中。因多年来在村中的“江湖地位”——也是顺应本人意愿，他担任起名为“赏罚群”的微信群群主，管理账目。按公司 规定，司机每次被评为一星，罚100元，如果全天没有3星及以下的评分，汪国平奖200元。利用这个小金库，公司组织活动与聚餐。不久前，司机们还一起去 了趟大梅沙。
至少按贺军的说法，从前的老板朋友，没有因他去开专车而嘲笑他，“他们说我变了，不是以前的‘肥仔’了”。
滴滴不是万能药。把贺军从赌徒命运中拯救出来的，是他自己。而他的妻子，当然还是原任，依然在他的生活里。
只是在某些时刻，过去的痕迹仍会不经意流露。比如，当谈及当日跑到的一个金额较大的订单时，他用的是牌桌上的话，“手气还可以”。
家族
联接夏正武家族的那条隐形纽带，就长在大望村里。某种程度上，他们的生活变迁标示了这座城市的外来务工史。
2003年，夏正武到深圳之初，就住进了大望村。在那种村民自建的“握手楼”，他住4楼，楼下住着妻子的哥哥与姐夫——他们更早些年就来深圳开 出租了。这种家族式蚁居，或许初衷只是图个相互照应，事实上足以对房东形成合力的对抗。“每次说要涨房租，都遭到司机的全体反对，他们会联合搬走，”一位 房东抱怨说，“因为这里的司机都是集体住在同一栋楼里，他们搬走了，一栋房子就全空了。”
当时的出租车行业是香饽饽。“一般白领是一个月一两千块钱，高级白领是三千多块钱，但我们能拿一万多。”
出租车属于特许经营，想申请到一辆车绝非易事。“你去搞车，队长把抽屉打开，你把现金装到信封丢里面，他把抽屉一关。”夏正武回忆，“茶水费最 少6万。反正行业里这么一句话，如果你当队长，经历过一次旧车换新车（需重新申请牌照），你就赚了。”这个潜规则在2010年被媒体曝光后才严格禁绝。
副班司机虽无需操心牌照，但也需要关系。“你都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，你会跟他搭档，把车交给他吗？你不会的。”乡邻关系自然地成了一种准入门槛。
住进大望村后，夏正武从来没有搬过家。“环境确实非常差，但你想我每天干活这么辛苦，让我搬家我也不想弄。”他的一室一厅在2003年时月租是350元，现在涨到1100元，大约只有市区公寓的三分之一。
夏正武逐渐把他原籍益阳那边的亲友——这些年算下来至少有十几个人，引入到深圳开出租。光在他家长期借宿过的，就有4个人。直至现在，客厅里还 摆着张床，以备接待客人。外甥谢学文也在舅舅家住过，他考了两次上岗证才通过，前后住了一个多月。稳定下来，他才搬到几分钟步距的另一幢楼里。“出租车司 机好像群居动物，都是我介绍你，你介绍他，然后枝繁叶茂，越来越多。”夏正武说。
总体而言，夏正武绝非那种轻易与人发生冲突的人，但家人有事，他会冲在前面。他承认，有几次“打仗”，都是为了外甥谢学文。
几年前在加油站，有个小子不好好排队，还赌气撞了谢学文的车。他勃然大怒，呼叫老乡支援。当时已至下半夜，大家都不接活了，一路飞驰过去，“所有的红灯我们甩都不甩它”。
情理都站在他们这一边，十几个人把加油站一围，下车就把那人给狠揍了一顿，一哄而散。后来警察来了，问是谁打的。谢学文回答，都是路见不平的，不认识，打完就走了。他最后赔了500块钱。
“我们都是输钱不输气的。”夏正武承认他也动了拳头，“老乡不帮老乡，谁还帮你呢？”
“司机这个群体你管不好，他们就是一群流氓。你管得好，他们能变成有用的人才。”汪国平说。
他的方法是把夏正武任命为队长。与出租车行业的队长不同，这个队长需要亲自出车，也不可能“打开抽屉”。他没有什么实权，更多近乎一个荣誉，以及沟通的桥梁。在这个现有约80名专职司机的公司里，有十几个人都是夏正武带进来的，甚至是他的亲戚，他的声音至关重要。
“如果老汪说，可能别人并不会相信，因为他是老板。我不是老板，我跟你们天天住一起的，不可能害你啊。我从来不说假话的。”夏正武说。
在法律关系上，滴滴平台与专车司机只是合作而非隶属关系，并无日常交集。为了最大化调用资源，平台的奖励政策时常变动，一些沟通上的误差难免产生，而一旦控制不当，可能演变为司机与滴滴的冲突。但至少在汪国平的专车公司，此类事件从未发生过。
汪国平的公司里另一个有重要地位的人，是贺军。他在大望村攸县人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，而且，他的3个侄子也都进了公司。他没有获得队长一职，私 下里他也会说，“都是因为老汪怕我造反”。但千万别把他想象成狠角色，现在的他深具亲和力，公司里谁都可以叫他“肥仔”——他喜欢被人这么叫，只有3个侄 子不能。
“肯定要叫叔啊，辈分不能乱。”28岁的贺熊说，早年间他也跟过贺军一段日子，学煲瓦罐汤。
最早加入的侄子是贺背。过去几年，他在佛山帮父母看店，本想去广州开出租，贺军召唤他——欠他母亲的5000块钱早还了，他就回归了。现在，他就住在贺军家里，独享三居室中的一间，来客人就睡客厅沙发。
贺背身份证上的名字不是这个，贺背是他小时候用的原名。但贺军依然这么叫他。他是看着侄子长起来的。“生他的时候，他妈差点死掉，背出来去医院的，所以叫他贺背。”贺军说。
贺熊之前在广西开了3年家具店，生意垮了，亏了80万，才决意投靠叔叔。目前他和贺背都有了自己的专车。第三个侄子5月底才来，车还没发到手。
贺军的餐馆成了侄子们的食堂。每天上午出车前，他们会在这里吃碗米粉，其他时间赶上饭点，也一起吃饭。当然是免费的。
贺熊初来乍到，贺军为他担任起向导，带他在村子转。他提醒侄子，他所住的区域比较乱，“打牌的都在那边”。
与许多城中村一样，大望村自有看不见的江湖。这些事情贺军一清二楚。早些年，地下赌档与放高利贷的营生被东北人的帮派控制。上百个河南人也住在 这里，负责给龙岗与平湖的迪厅、夜店看场子，到了晚上就一窝蜂地出去了。现在，大的帮派都不在了，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放高利贷的小混混。
